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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塔库尔率领印度东部桑塔尔部落，发起了对抗英国殖民者的反叛运动。尽管这次起义在印度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有些历史学家至今拒绝承认塔库尔在其中的角色。这种拒绝并非基于事实，而是由于深植于学术界的偏见，这些偏见使得历史学家无法赋予像塔库尔这样的超自然人物在事件中实际的行动代理权。
在《欧洲省化》一书中，作者迪佩什·查克拉巴蒂提出，历史学家应当将这些信仰视为“人类化”现象。换句话说，历史学应该将这些信仰看作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神秘的超自然事件。凭借现代学术的视角，查克拉巴蒂指出，我们通常将超自然现象视为“非信仰”的对象，并把对这些现象的否定视为“教条化的世俗主义”。他认为，真正的历史学家应该在研究过程中避免对涉及“无信者”或“神秘活动”的证据持先入为主的排斥态度，反而应采取一种审慎、全面的怀疑态度来评估史料。
展开剩余80%1855年，中期的印度东部桑塔尔人因愤怒于英国政府对其征收过高税收以及殖民司法的压迫，爆发了大规模起义。这次起义由塔库尔和其他邦加人策划，他们是桑塔尔领袖西多和坎胡的支持者，也是起义号召的主要传递者。随着塔库尔的号召，来自贾坎德邦的大量乡村居民纷纷加入了反抗运动，起义延续了一整年，最终被英国殖民政府镇压。西多与坎胡被判死刑，塔库尔则在此期间始终未被捕获。
尽管当时的外部观察者对塔库尔和桑塔尔人的起义态度表现出一定的同情，认为他们为争取正义进行着英勇的抗争，但在查克拉巴蒂的《欧洲省化》一书中，塔库尔的参与却遭遇了极大的怀疑。查克拉巴蒂几乎完全否定了塔库尔在起义中的领导作用，甚至对原始史料中关于塔库尔的直接证词采取了非常保守的态度。
更令人惊讶的是，查克拉巴蒂坚称，即使是一些现今历史学界最为激进的学者，也不愿承认塔库尔的参与，甚至认为他只是一个符号，代表桑塔尔起义的象征性领导者。这种反常的立场引发了许多学者的质疑：为何查克拉巴蒂如此排斥这些原始史料中的本土叙述，甚至推翻这些资料的历史价值？
这一点并非查克拉巴蒂个人的看法，而是学术界普遍存在的盲点。大量研究表明，历史学家对于叛乱的原因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是由于地主对桑塔尔森林资源的掠夺；有人指出高利贷者对桑塔尔的剥削；还有人提到欧洲铁路官员对桑塔尔妇女的性侵犯。然而，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忽视了关于塔库尔参与反抗的关键证据。即便塔库尔在供词中亲自签名，并且清楚表明自己直接指挥了桑塔尔的反抗，历史学家们依然选择忽略这一点。到底塔库尔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让学界真正关注他？
当前的大部分历史学家，甚至那些自诩为“激进”的学者，仍然拒绝承认塔库尔这样的历史人物存在，并且对他的参与进行认可。查克拉巴蒂进一步解释，现代历史学家并不认为这些超自然的信仰能够在历史事件中起到实际的推动作用，他们将这些信仰仅仅当作文化和仪式的一部分，完全忽视它们对历史事件产生的实际影响。他指出，塔库尔被视为超自然存在的一部分，现代历史学界普遍坚持这种理性主义立场，认为这些信仰在历史中的作用应该被排除在外。
这导致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塔库尔的形象和作用为何如此难以被学界接受？查克拉巴蒂指出，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的视角自约1700年开始，将许多类似塔库尔的超自然存在边缘化。即使在此之前，许多不同的信仰体系对这种存在持有较为开放的态度，怀疑主义者虽然质疑知识的真伪，但却并不否定这些超自然现象的存在。
17世纪的怀疑主义者，如尼拉卡·迪克希塔，讽刺那些教条式的世俗主义者，认为他们就像困在水坑中的青蛙，视野狭隘、固守成见。怀疑论的传统，虽然在16世纪末期变得更为理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启蒙时代，学者们逐渐将超自然的信仰排除在历史之外，将其视为民间传说的一部分。
尽管怀疑主义本质上提倡理性思考，但它并不意味着否定一切可能性，尤其是对超自然现象的存在。事实上，在17世纪时，很多知识分子开始嘲笑那些过于偏激的怀疑者，认为他们缺乏智慧和理性。这种怀疑主义的态度，在后来的现代学术界中被进一步发展，并且对塔库尔等人物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代学者对塔库尔的否定态度，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学术懒惰，它排除了文化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查克拉巴蒂用现代学术对超自然现象的排斥，阐明了历史学家如何忽视那些具有实际影响力的信仰和象征，误将它们归入“迷信”和“荒诞”的范畴。
这对历史学的反思提出了严峻的问题，学者们过度依赖于“理性”和“证据”，忽视了可能影响历史进程的文化和信仰。塔库尔是否真的存在，是否发挥了实际领导作用，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值得学界更多的关注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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